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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劉曉波先生的妻子劉霞女士的委託，我著手為劉曉波先生編輯這本文集。就在編輯的過程中，中共當局宣佈正式逮捕劉曉波先生。此時此刻，我的心情尤為沉重。因為這樣的編輯工作，本應由作者親自完成，此前劉曉波先生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他自己編輯完成的。而由我來為失去自由的劉曉波先生完成這項工作，我深感惶恐，亦深感榮幸。
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族，我從來沒有多少幸福感，相反卻有十足的恥辱感。因為有劉曉波先生和那麼多靠著良知的引導而生活的同胞身陷於囚牢之中，而下流人卻悠然上升。如今，劉曉波先生被羈押的北京市看守所，就在離我家僅僅一箭之遙的地方，他在放風的時候，甚至可以望見我家的樓宇。他失去了自由，我卻仍然享有自由，我為此而感到羞愧。同時，我更為與劉曉波先生身處同一時代及國族之中而感到巨大的光榮，正是因著他和身邊的一群朋友的存在，中國才不至於像聖經中那些邪惡之城一樣，因為連一個義人也找不出來，而被上帝所毀滅。
此時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之前，只有十六歲的我，在六四的槍聲中讀到劉曉波的文字時的激動與震撼——那是一本當局在六四鎮壓之後炮製的《劉曉波其人其事》，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首印即達五萬冊。該書的前言說：「選編在這本小冊子裏的劉曉波的言論，堪稱為反動狂人寫下的反共奇文，我們願和讀者諸君共同賞析、批判，以期把這些毒草連根剷除，化作肥料，用來壯大、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陣地。」除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之外，編輯還以附錄的形式收入劉曉波的幾篇文章「立此存照」。然而，那幾篇出自劉曉波之手的酣暢淋漓的文章卻吸引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差不多每一行都被我用紅筆勾畫出來。如今，中共當局真該如學者余世存所建議的那樣，重版該書，繼續對劉曉波的批判。可惜，胡錦濤連這樣做的勇氣都沒有。此時此刻，我也不禁想起十年之前，第一次與劉曉波會面的時候，劉霞在一旁看著我們兩個口吃者吃力地交談，一邊觀察一邊竊笑——那時，我初出茅廬，書商對我的「包裝」，使用了當年人們形容劉曉波的那個褒貶交錯的詞語「黑馬」，而當我與真正的「黑馬」見面的時候，許多話卻無從說起。但從此以後，我們便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儘管自古以來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和哪個國族，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以折磨和羞辱先知為「志業」。正像藝術家高氏兄弟為劉曉波畫的那幅巨大的肖像一樣，只有隔著相當的距離，你才能看出劉曉波的臉龐與神色，一旦走近去看，便是模糊一片。劉曉波的價值並不為同胞們所知，劉曉波的存在更是激起了獨裁者的仇恨。本來根本沒有人想顛覆他們的政權，他們卻日夜杯弓蛇影，坐立不安：你不是試圖搜集四川大地震中死難學生的名單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為死於有毒奶粉的孩子的家長提供法律援助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幫助因賣血而染上愛滋病的農民兄弟討一個「說法」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揭露無數的母親被計生人員強迫墮胎的慘劇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這個國家，這個政權，怎麼像一個紙糊的房子那樣無比脆弱呢？
中共當局投資數億拍攝了一部自我歌功頌德的電影《建國大業》，卻將「劉曉波」當作網路上重點屏蔽的詞語。據說，大肆羞辱國民黨的《建國大業》，將在臺灣的院線同步上映。這個消息並不讓我吃驚。這些年來，最愛中國的，不是中國的百姓，而是臺灣的明星、商人、文人和政客。在臺灣早已過氣的李敖，在中國被奉若上賓，終於找到了他的「第二春」，戲子的本性總是去討好強者。而台商在中國可以雇用奴隸勞工，可以包養二奶，日子過得比在臺灣滋潤千百倍，當然「樂不思台」了。戲子和商人如此，政客又怎麼會有原則呢？連戰、宋楚瑜等明日黃花式的政客，也爭先恐後地登陸了——「老大哥」派發的棒棒糖很甜很甜啊，連祭拜祖墳都由中共來買單呢，反正中共不用向納稅人匯報國家財政是如何開支的。在「連爺爺」、「吳伯伯」之後，會不會再有一個「馬叔叔」呢？既然反攻大陸已成遙不可及的春夢，那麼退而求其次，當個南唐李後主也不錯，臥榻之旁，就容我安睡一會兒吧！如今，全世界不都在爭先恐後地向中共獻媚嗎：法國總統沙柯吉因為會見達賴喇嘛，而在中共的銅牆鐵壁上碰得頭破血流；美國總統歐巴瑪被經濟危機搞得焦頭爛額，捨棄人權外交而對華綏靖......這是大勢所趨，識時務者為俊傑啊。君不見，「北京共識」隱然取代「華盛頓共識」，上海合作組織似乎要挑戰北約組織；君不見，在輝煌的奧運會之後，是更為輝煌的六十年慶典的閱兵式，這是怎樣一種萬國歸心的大國氣象啊。
可惜，這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大國，這是一個外表崛起、精神沉淪的大國，劉曉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真相：「在這樣的『經濟奇蹟』背後，是制度腐敗的奇蹟、社會不公的奇蹟、道德淪喪的奇蹟、揮霍未來的奇蹟，不僅是經濟成本和人權成本極為高昂的奇蹟，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奇蹟。」這個時代，與時俱進者多，扛起閘門者少。當討好中共變成一種世界範圍內的「共識」的時候，劉曉波卻如同二十年前那樣，矢志不渝地站在批判中共的最前線。他用上千篇評論文章，揭穿了「大國崛起」背後的真相乃是「大國沉淪」。如今，中共當局對劉曉波的審訊圍繞這些文章展開，這些文章能成為罪證嗎？相信每一個認真閱讀過這本文集的讀者都會有公正的答案。劉曉波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這樣一個恐龍般張牙舞爪的大帝國，對國內民眾肆意施暴，對國際社會則輸出「精神鴉片」。對此，學者秦暉分析說：「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的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壓抑參與、漠視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此種與自由、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精神鴉片」，比金三角和中南美洲流出的毒品更加可怕。這一創造了「中國崛起」奇蹟的「中國模式」，正在如同癌細胞般大肆擴張，其結果必然是「坑了近百年來人類文明的成果，讓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積累的時代去了」。
烏雲有時確實會遮住太陽的光芒。然而，這個世界上偏偏就是有像劉曉波這樣不識時務的人。他從不自我英雄化，而以一顆平常心來從事自己所選擇的事業，不管旁觀者是掌聲還是唾沫。二十多年來，他一如既往地螳臂擋車，一如既往地如索忍尼辛那樣「牛犢頂橡樹」，一如既往地如唐吉訶德那樣衝向風車，一如既往地如薛西弗斯那樣推著石頭上山。六四屠城前夕，人們紛紛逃離中國，唯有他毅然中斷在美國講學的計畫，隻身返回危城，在天安門廣場上堅守到最後一刻，並冒著生命危險與戒嚴部隊談判，終於避免了更大規模的屠殺的發生。此後二十年，他被剝奪教職和在國內公開發表作品的權利，長期遭受秘密警察的監控和騷擾，先後四度入獄，卻一直奮筆疾書。二十年間，中國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他幾乎都及時發表振聾發聵之評論。在他的筆下，沒有任何「敏感」的領域。如同當年的梁啟超一樣，他毅然放棄創作「傳世之作」的個人雄心，轉而寫作一篇篇看似短命的「覺世之作」。其政論作品，品質之高、數量之多、範圍之廣、論述之深，當今華人世界無人可及，堪稱「第一政論家」。寫作《紅樓夢》或《管錐篇》，是許多文人學士的人生願景，但對劉曉波來說，既然生活在一個人權受到踐踏的時代和國族之中，此種選擇便過於奢侈和貴族化。他並不是缺乏寫作《紅樓夢》或《管錐篇》的才華，不寫乃是出於「不忍」——「不忍」旁觀天安門母親的眼淚，「不忍」坐視孫志剛們的災難，他決定為天安門母親和孫志剛們寫作。即便在身陷牢獄的時刻，他也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始終「在場」。當作家和學者們普遍被招安而與權貴共舞之時，他的存在越發彰顯出精神標竿的意義。
劉曉波不僅坐而論道，且起而行道。從上個世紀九○年代初起，他便起草和組織了多份人權呼籲書，直至最近一份導致中共再度對他下黑手的〈零八憲章〉。他關懷天安門母親群體，幫助許多受迫害的維權人士和他們的家人，雖然多年來只有在海外發表文章的微薄的稿費收入，但他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永遠比對自己慷慨大方，他幫助的許多人甚至都是從未謀面的人。劉曉波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他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創始人之一並多年擔任會長、理事，為之付出無數的時間和精力，其中有不少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雜事以及中國人特有的人際關係方面的協調工作。我做副會長配合他的工作的時候，幾度因為他人的惡意攻擊而灰心喪氣。他便勉勵我說，這就是做公共知識分子需要付出的代價，即便是惡意的辱罵也要有相當的心理承受力；一個作家不能只是將個人的寫作看得無比重要，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的中國，需要有一批人為公共事務付出時間和精力。正是在劉曉波的領導之下，獨立中文筆會在短短幾年間便發展成為中文世界裏最積極捍衛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 NGO 組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共對公民結社自由的限制。
劉曉波是中國最具獨立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獨立」二字，知易行難。如魯迅所說，不做官的幫忙和幫閒，不做商的幫忙和幫閒，相對來說容易一些；但不做大眾的幫忙和幫閒，卻是一個更大的挑戰。許多異議作者和人權活動人士都有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夢想，都有充當英雄豪傑和救世主的情結，為此不惜扭曲自我以迎合群眾，期待群眾擁戴為王。他們從《易經》中算出共產黨垮臺的日子，以「影子總統」和「影子主席」的名義發佈命令、封官許願。而經歷了當年廣場運動的劉曉波，深知「廣場效應」之迷思，深味激進主義之危害，更對權力對人性的戕害有清醒認知，故而一邊批判拒絕改革的中共當局，直陳權力與體制之不公不義；一邊毫不留情地指斥那些鼓吹暴力革命、將百姓的生命當作炮灰以達成個人野心的「草莽皇帝」——此種人士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中一直層出不窮。如果說中國有一個「反對派」的話，劉曉波乃是其中少數將仇恨化為仁愛的人，這種仁愛甚至擴展到那些監視他、騷擾他的秘密警察身上。劉曉波曾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到朋友家做客，特務跟蹤他到樓下。他與朋友聊天聊了很久，忽然接到特務打來的電話：「劉老師，我憋了半天尿，樓下找不到公共廁所，你能讓我上樓來用一下廁所嗎？」劉曉波徵求主人的同意之後，遂讓這名可憐的特務上來使用了衛生間。是的，受迫害者不能將自己降低到加害者的道德水準上、甚至用「以毒攻毒」來自詡；受迫害者更應當以人格的力量喚起加害者內在的良知。
劉曉波在今天的中國所扮演的角色，類似於晚清時的梁啟超。學者邵建在〈看晚清三方角力〉一文中指出：在梁氏等人看來，革命既然訴諸暴力，即使成功，國家也會陷入長期的內亂和爭鬥，收拾動亂的人，必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正是辛亥以後的情形：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歷史軌跡被梁氏不幸而言中。所以，梁氏在反革命的同時，力推君主立憲，不是推翻清政府，而是以開議會的方式改造它。但他面對的困境是：不在於他反革命，也不在於孫文鬧革命，而在於清政府天天製造革命。他兩面作戰，一邊與同盟會戰，闡釋自己為什麼反革命；一邊與清政府戰，斥責其不斷製造革命。最終，還是未能讓中國避免暴力革命。一九三六年，中國的內亂方興未艾，外敵虎視眈眈，梁啟超已去世多年。一位筆名叫素癡的讀者在《大公報》上緬懷梁氏，認為梁啟超對流血的恐懼，「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但他的憫世之心又「使他無法容忍現實政治的黑暗」。於是，兩邊陳詞，既勸革命黨放棄暴力，又勸清政府徹底改革。結果，兩邊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以致局勢日下。這位素癡先生已是三十年後讀梁氏此論，不禁「太息痛恨於蓋世雄文的浪擲」。近年來，劉曉波既遭到中共當局的打壓乃至繫獄，也遭到海內外激進分子和野心家的攻擊與辱罵，簡直就是梁啟超當年遭遇的翻版。那麼，今天的中國會重蹈清末的覆轍嗎？
我沒有那麼悲觀。今天的中國，很多地方與清末又大不一樣。全球化的突飛猛進，讓中國無法像過去那樣閉關鎖國；資訊時代悄然來臨，中國網民的人數已達三億多，超過了美國的總人口；城市化的推進、公共空間的拓展以及民間輿論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擋之趨勢。劉曉波雖然被當局關押，他的文字卻通過網路啟蒙了千千萬萬饑渴慕義的心靈（僅在國內需要「翻牆」才能上去的博訊新聞網上，劉曉波個人文集中七百多篇文章的點擊率，就高達四百多萬，是一百多名海內外異議作家中點擊率最高的）；劉曉波雖然暫時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和文字無時無刻地在形塑著中國未來之走向，在近代以來的中國，以文字改變一個時代的風氣與人心，功勞最大的當推梁啟超與劉曉波二人。當年，胡適之曾經這樣評價梁啟超說：「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梁氏以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文字，帶動了一個時代和一個國族的啟蒙運動，胡適之的這番表彰並不為過。但胡適之將梁氏與革命牽扯在一起，恐怕是對其最大的誤讀。而我堅信，從梁啟超到劉曉波的思想譜系和文字生涯，貫穿始終的，是對真理的追求、對人權的堅守和對同胞的大愛。文字是有力量的，尤其是背後有道義和良知支撐的文字，對這一點我們不必妄自菲薄，否則掌權者為何害怕梁啟超和劉曉波們呢？在此意義上，我們若要衡量劉曉波對當代中國思想文化及政治進步的貢獻，不妨套用並稍稍改動那句詩——「文字收功日，中國民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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