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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紳士許遠東 公職生涯
1952年6月，父親從台大政治系畢業。在此之前，大專畢業後就可直接踏入社會就業，然而從父親這一屆起，所有的大專生都要在畢業後，參加一年的預備軍官訓練才能正式拿到大學文憑。同年7月，父親南下到鳳山軍官學校報到。其實父親並不知道他有先天性的心臟病，有一回在體能訓練中，跑完了一百公尺後就體力不支，暈倒在地。送醫急救後，才知道原因出在父親的心臟有主動脈瓣及僧帽瓣閉鎖不全的毛病。出院後，父親住到在高雄開鞋店的許家五房旺仔伯父家，療養一陣子後，反正也不能再回鳳山了，不久就拿到提前退役的通知回到艋舺。
當時父親的恩師林迺敏先生與人投資，在台北市康定路開了一家永興貿易行。1952年12月，父親在家休養一陣子後，迺敏先生就讓父親到貿易行做打字和翻譯的工作。這是父親生平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月薪三百元。晚上父親也偶爾在鄰居阿順仔開的打字行兼差。有了這些固定的收入，家裡的經濟也就寬裕了些。
父親在貿易行工作約半年後，迺敏先生介紹父親給他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同學朱昭陽先生，朱先生當時在台灣省合作金庫任常務理事。1953年8月父親在合庫副總經理謝國城先生的面試後，順利地進入合庫工作，從此踏上了他四十五年的金融生涯。
父親拿到合庫的派令後，隨即被分派到花蓮支庫。迺敏先生疼惜父親，還是他帶著父親去花蓮報到。在那家只有五個窗口櫃檯的支庫，父親從辦事員做起，做的是第一線出納櫃檯數鈔票的工作。父親晚年常說他的金融生涯，從基層做起，就是指這段在花蓮數鈔票的日子。
在花蓮八個月後，父親被調回在台北館前路的總行，進入研究室工作。父親就是在這段期間認識了同在研究室工作的李登輝先生。兩人在研究室的辦公桌相對並排。父親非常崇敬李先生的學養，又由於志趣相投，理念相同，兩人很快的就成了合庫裡眾所周知的一對好友。除了在工作上志同道合外，他們共同的興趣離不開古典音樂。父母親結婚時李先生送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原版唱片，我們仍為父母親保存著。小時候我們兩家走得很近，我們會上合庫的北投招待所過週末。我們都叫李先生「歐里將」，叫李夫人「歐巴將」。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歐里將和父親下圍棋時，歐巴將和母親聊談間，我們這群孩子就在庭中的池塘邊玩耍。父母親一直很珍惜那段過去的友情。
當時朱昭陽先生很賞識父親上進及專業的精神，聘請父親到他創辦的延平中學補校教書。父親白天在合庫工作，晚上在延平教英文，又兼差打字行的工作和貿易行的翻譯。他曾說一個人做四份工作，指的就是這段時期。
父親在研究室兩年後，就被調派到業務部、儲蓄部和之後的農貸部。在這段時間，父親經常出差到各地的農村和漁村做實地的學習和考察。我和志平已上慈幼幼稚園，這段時間我對父親較沒有印象，只記得父親常常出差不在家。
1964年，王鎮宙先生調任合庫總經理，王總經理非常賞識父親的才能，有意提拔父親。每每有出國考察的機會，都極力推薦父親。然而白色恐怖下，「研究所」的陰影（編案：指許先生在青年時期因參與讀書會而惹來牢獄之災），要出國談何容易。王總經理仍是不顧一切阻礙，全心全力支持父親。安全調查人員，唯恐父親如此一去，永不復返。王總經理挺身給安全人員擔保父親一定會回來。父親曾說就是為了能報答王總經理，怎可能有遠走高飛的打算呢！1967年9月2日父親終於踏上了飛機，經過日本，來到了美國大陸，參加美國國務院辦的農貸業務考察計畫。父親飛上青天的那一刻，初次嘗到自由的滋味，在給母親的旅美第一封信中表露無遺。對當時的父親來說，十八年前，1949年的9月2日深夜，他開始了他一年四個月的「研究所深造」，十八年後，1967年的9月2日，他萬萬也想不到他能自由地飛上青天，到美國和日本真正的研究深造。而今我回想起來，9月2日對父親來說意義太重大了，或許父親是刻意選擇這天離開台灣吧！
父親這半年的出國，前四個月在美國的重點是考察全美農業信用。在美期間，父親走遍了美國農業密集的各個州鎮，風塵僕僕。考察中間，父親結交了來自中東、巴基斯坦、阿富汗和非洲的朋友。大家離鄉背井，汽車旅館一家換一家，一州換一州。父親一定把下一站的地址先給母親，母親不間斷地給父親寫信，以解鄉愁。那時我剛上小學三年級，志平一年級，只記得我們會用簡單的國字加注音符號給父親寫信，文馨不識字，只好母親代筆，每每信中一定問父親是否買了美國洋娃娃給她。
父親在美國最後一站是紐約大都會。12月中父親來到了紐約，在紐澤西州（New Jersey）的霍博肯（Hoboken）市，向一對夫婦租了一個房間。房間在二樓，廚房在地下室，自己買菜，燒飯，帶便當。每天從Hoboken坐紐新捷運（PATH）火車到紐約華爾街的商業銀行上班，研習放款業務、一般銀行業務及業務上的聯繫。在紐約一個月的時間，雖然不如前幾個月，遊牧民族般沒有固定的住所，但離家已快四個月了。一個人在外，父親實在很想家，想我們，難免有時也會有情緒低落的時候。美國的蘋果和冰淇淋便宜，父親常常用蘋果和冰淇淋替代三餐。當時台幣幣值很薄，一塊美金可換四十塊台幣。父親每天省吃儉用，把多餘的旅費存下來，寄回台灣給母親貼補家用。長期下來，再加上旅途工作的勞累，父親的身體實在受不了而得了胃潰瘍。
1968年3月2日，父親回到了離別六個月的家。一回到工作崗位，就隨即參與成立農貸部的工作，同年10月父親被任命為農貸部副理，接著父親主持徵信室，任業務部經理。在這段任中級主管時期，父親很受到當時合庫理事長李連春先生的倚重。父親常常追隨理事長出差，加班，日夜不休。往往理事長一通電話，再晚，父親也提著公事包出門，到半夜時分才回家。母親也跟著一夜不能入睡，等父親回家。父親銀行的實務經驗就是這般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
父親無論到什麼職位，隨時隨地都在學習。金華街政大企管研究中心，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企管研究所，國際演講協會（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都有他自勉自勵的腳印。父親的語言能力很強，這都是他用心苦學的成果。
台視記者盛竹如是他的中文幕後老師，父親看電視新聞時一定隨著盛竹如學正確的中文發音。「空中英語教室」的彭蒙惠老師是他每早英文課的導師。父親受日式教育長大，再加上不斷的自修，當他以標準的日語在日本演講時，連日人都讚歎不已。
1974年間，合庫有意要提拔父親為副總經理。事經三、四個月，派令就是遲遲不下來。父親當然很清楚，又是那張黑名單在作祟。可想像黑函滿天飛，一些有心人士就藉機投書阻撓父親的升遷。當時省府主席謝東閔先生，全力支持推薦父親，堅持不肯提名他人。財政廳長鍾時益先生最後在溪頭請示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經國先生向鍾廳長說的那句「學生時代的事，可誤人一時，不可誤人一世」的話，才化解了父親重重的阻礙。父親拿到了接任副總的派令，於1974年10月3日就任合庫副總經理。自此父親進入在行庫高階主管的職位，再進一步為合庫賣力。
1979年2月底，省府發表父親接任土地銀行總經理。是年3月3日，父親離開了服務二十六年的合作金庫，從館前路東邊，搬到對街的土地銀行，成為土銀第一位台灣人總經理，那年父親五十二歲。
做了行庫主管，父親常常奔波於台北和中興新村間，接受議員們的省政質詢。在議會政治下，難免會遇到一些議員為了個人私利，在議場內怒罵和在議場外為了介紹人事、工程和貸款，而在場外交易的現象。父親在日記上感慨地說，土銀的人事室是在館前路的總行而不是在中興新村。父親每每從中興新村回來，總是身心疲憊。他比喻他每個月總經理二萬八的薪水，就是議會政治下的「挨罵費」。雖然有時父親會手軟到想離開公職到民間服務，但父親是位重制度、重原則的人。父親的原則和操守，就在一番番的磨練下，使他更堅定他在銀行界的使命。
1980年11月，父親結束了在土銀不到二年的職位，在省主席林洋港先生的力薦下，調任第一銀行總經理，那時我已到美國念書。記得暑假回台，我們已從信義路的家搬到在長安東路的一銀宿舍。我可看出父親已寬心許多，他常稱讚一銀人才濟濟，同事間的互動也非常正面積極，父親能自如地推動他的理想。
父親在一銀的這段時日，的確是很快樂的。父親在一銀服務一年三個月後，當時的財政部長徐立德先生希望父親能加入他的陣容，主持金融司。徐部長的一句話：「你將是第一位台灣人金融司長」，父親不計縮水一半的薪資及優渥的銀行福利，向省政府申請自願退休，毅然接下此公職，與徐部長共事來建立台灣的金融制度，那是1982年1月。
 父親在金融司任內，公務非常繁重，每天回家時，一進門人累得都不想說話。父親拖著疲累的腳步進門，跟在父親後面的就是提著重重的兩個公事包的陳增雄叔叔。那兩大包公事箱，就是父親半夜醒來後的功課，日積月累，父親的身體實在撐不下了。
1983年初，父親腰椎椎間盤凸出症導致左下肢坐骨神經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痛異常，兩次請病假到台大住院，接受物理治療和復健。3月中出院回金融司銷假上班的第一天，父親接到武正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徵求他的同意和我結婚。父親高興得話都說不出來，腰椎的病都拋在腦後了。那年夏天我回台，想在結婚前陪陪父母親。我每天看著父親拖著疲累的身心回家，老毛病心律不整又開始了。五十六歲的他，血壓也開始高了。我常常一進父母親的房間，看到的是躺在床上的父親，閉著雙眼，母親就在床頭給父親量血壓和脈搏，那一景，那一幕怎能不教我心痛。父親是不會屈服的，他為了台灣能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再苦再累都會撐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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