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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特別的時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席捲全世界的時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彼此敵視，然而兩者之間的共同之處，遠超過他們的差異；或許該這樣說：正因為兩者如此相似，才激發彼此不共戴天的對立立場吧！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相信：有，而且只有一種「對的」社會組織，在此唯一答案之外的其他主張，不止都是錯的，而且都是破壞「對的」社會組織的邪惡力量。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相信：實現「對的」社會組織，關鍵在於讓社會成員先有「對的」的信仰。它們都相信：和信仰關係最密切的，是文字，尤其是承載文字內容的書籍。
所以，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政權都積極地製造出大量書籍，還有，它們都同樣積極地管制、摧毀它們認為「不當」、「有害」的書籍。一邊大量製造、一邊大量摧毀，那是一體兩面，顯現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權對於書籍特殊的執迷。
不過，也就在這份對書籍的執迷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犯了共同的錯誤，大錯特錯。他們錯估了人和書籍之間的關係，也錯估了書籍影響人的方式。到了20世紀，人與書籍間的普遍關係，已經從自書籍中吸取真理，轉換為自書籍中獲取超過自身經驗的有趣感受與思想。書本影響人的理由，不再是「書是對的」，而是「書是有趣的」、「書是奇妙的」、「書是多彩多姿的」。
即使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控制高峰時，他們的書籍執迷就已經在創造反效果了。大量生產，記錄「對的」訊息的書籍，正因為是「對的」，記錄著同樣、熟悉的內容，所以不會有真正、長遠的影響。相對地，那些應該被摧毀的書，正因為其內容「不對」，反而必然刺激出人的最大好奇，甚至熱情。
這種反效果，在時間及時代變化中更被放大了。到今天，不只是那些代表「對的」思想的書籍完全消失了，甚至連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曾經創造過大量官方書籍這件事，也幾乎都被遺忘了。被強調記得，而且反覆提醒的，是它們焚書、毀書的行為，是那些被它們燒掉、毀掉的書，是當時抗拒摧毀書籍的各種情緒、各種努力，乃至各種犧牲。
《最後的手稿》和《焚書之書》兩個不同角度，提供了這樣的提醒。《最後的手稿》虛構了一位蘇聯KGB的檔案員帕維爾，讓他去面對大作家巴別爾的「最後手稿」，一份應該隨著巴別爾入獄獲罪被徹底摧毀的手稿，卻在帕維爾生命中掀起了無盡的波濤。該按照規定摧毀巴別爾的手稿嗎？還是應該偷偷予以保留？摧毀如此簡單，保留卻必須冒著自己喪失一切的危險，為什麼帕維爾竟然做不出決定來？
藉由帕維爾的掙扎，作者賀蘭突顯了文學的力量，更凸顯了書籍真正的吸引力。帕維爾真正要保留的，與其說是巴別爾的手稿，不如說是一種抽象的資產──人可以擁有記憶活著的基本空間，人可以擁有不同感受、不依照標準答案去愛去恨的基本權利。這資產如是抽象，必須藉著巴別爾的手稿將之具體化，但一旦被具體化了，這資產就取得了驚人的誘惑性，在其面前，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遭到質疑，也似乎都可以拋棄不要了。
這是真正的熱情。被毀書行為反而激發出的熱情。同樣的熱情，也顯現在《焚書之書》作者的寫作態度上。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固執地去找出所有當年納粹焚毀書單上的每一位作者、每一本書，追索這些作者的生平，並且幫我們讀了這些當年的「禁書」，跨越時空傳遞了他們所記載的訊息。
有意思的是，今天讀來《焚書之書》（更精確、但會比較拗口的翻譯應該是「關於被焚之書的書」）考掘出來的「被焚之書」內容，根本沒有什麼特殊的刺激性，甚至沒有對於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威脅。這更證明了，熱情其實不是針對這些特定的書，而是針對抗拒禁止書籍記錄不同答案的管制。畢竟書的本質就是給予我們超越自身經驗的多種問題多種答案，保護書的熱情，因而也就必然源自保護這種多樣性的心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