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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世紀以來的人文災難，不但見諸大國崛起的虛妄，同樣見諸學術概念的荒謬拼抄。倘若要直面一百年的中國歷史，與其說首先在於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不如說在於歷史書寫者的如何審視歷史。許多歷史真相，其實一直默默地佇立在世人面前，只是由於缺乏有效的觀察，人們只得在黑暗中蹣跚。
在中國上個世紀一百年的歷史圖景中，「五四」運動無疑是最具影響力又最有爭議性的歷史事件之一。無論從文化承傳、人文精神，還是從民族的文化心理、社會的精神內涵來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影響都不下於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雖然這場學生運動打著愛國的旗號，但由於其背後佇立著一場新文化運動，以致其歷史意味得以放大到遠遠超出學運發生的愛國語境。但有趣的是，倘若換一個視角觀察，又會發現這場學生運動之粗糙之蠻橫，也是空前絕後的，以致「相容並包」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後來都會發出「殺君馬者道旁兒」的感歎。漢末黨錮時期的太學生，算得意氣奮發，並且還真是面對了血雨腥風的較量，但沒有任何一個朝廷命官的府邸被太學生焚燒。「五四」學生的那種暴力行為，不要說在漢末不曾發生過，即便是在七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上，也斷斷乎不存在任何如彼張狂的可能。不要說痛毆官員，焚燒官邸，即便有人向掛在城牆上的畫像扔個把雞蛋，都會被學生糾察扭送公安。人們可以說，比起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八九年的學生又理性又溫和。但人們又可以從那樣的理性溫和中發現，八九年上街遊行廣場集會的學生，比起他們的先輩來，內心深處存有不少恐懼。蟄伏在其理性溫和背後的，與其說是教養或者謀略，不如說是長年專制重壓底下的恐懼，並且還摻有被官府的意識形態及其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乃至家庭教育所悉心調教出來的奴性。
相比之下，「五四」學生得天獨厚：正值民國初年，王朝被終結，未來的可能性空間被打開，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獲得空前的解放。「五四」學生天不怕地不怕的另一面，則是當時的北洋政府雖然是武夫當政，卻也懂得鎮壓學生運動是多麼的令人不恥。「五四」以後發生「三．一八」慘案，段祺瑞並不曾下達開槍命令，罪責理當由擅自開槍殺人的馮玉祥部下承擔。但段執政並不因此躲之夭夭，而是主動擔當，將自己免職，素食終生，謝罪天下。這跟鄧小平八九年理直氣壯地接見屠城部隊，跟紅色權貴集團袞袞諸公，既氣急敗壞地叫嚷鎮壓學生、又以君子遠庖廚式的怯懦遠避殺人罪責，形成極其強烈的鮮明對照。時隔大半個世紀，同樣是發生在天安門前的學生運動，不僅運動本身的和平理性程度有異，更加發人深省的是，站在學生運動面前的北洋政府和紅色王朝，先後呈現了截然不同的人文素養。由此，也可見歷史究竟是不斷前進的，還是不知不覺倒退的。
這種波粒二像式的座標變換，不僅可以展示歷史的各個側面，也能夠描述出歷史人物的複雜形象。汪精衛可說是最具爭議的一個歷史人物。就其擔當的歷史角色而言，早年是英雄，晚年是漢奸；但就其個人的人品而言，不嫖不貪不腐敗不專橫不耍流氓不奴顏婢膝，其清廉程度在二十世紀各方政治人物當中，屈指可數。這樣的人物做個詩人很合適。事實上，汪氏的古體詩庶幾可算民國第一家。
這與其說是其詩學造詣如何深湛，不如說是其人品確實出眾。只是中國政治從來不講人品清濁，而以權謀取勝。書生氣十足的汪精衛，在政治上極其幼稚；不僅建立南京傀儡政府基於對局勢的誤判，即便是早年的行刺壯舉也充滿憤青式的魯莽。
同樣的幼稚在孫文卻由於摻雜了稱霸天下的大總統野心，以其聯俄聯共的政治方針，成為日後逐鹿中原傳統遊戲中，兩任贏家相繼供奉的一塊靈牌，同時也成為中國大眾的崇拜偶像之一。中國人看不起書生從政的傻瓜，他們佩服爭奪天下的梟雄。因為《三國演義》以及無數種演義，都是那麼教誨的。毛澤東的橫空出世，並非是什麼天意，而就是順應了中國民眾的梟雄崇拜心理。這個民族即便沒有紅太陽當空，也要製造一個出來，更不用說有政黨聲稱已經出了一個。從朱元璋到洪秀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中國民眾就這麼一路崇拜下來。這個民族從來不關心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從來不把人的尊嚴當回事，總是以尋找一個偉大的帝王做依靠。這個民族從來不怕被專制，就怕帝王不專制。長年累月積澱而成的受虐心理，在這個民族早已成為集體無意識創傷。研究中國歷史，倘若忽視這樣的集體無意識創傷，那還不如繼續寫演義。
歐美的漢學家書寫中國二十世紀歷史，津津樂道於毛式革命之於婦女解放的提倡和實踐。即便是略有文采的史景遷，也在《天安門》一著中重筆濃墨地渲染不已。但他們很少有人比較過洪秀全的後宮和毛澤東的放蕩。在洪秀全的後宮裡，嬪妃像牲口一般被編號使用和奴役，哪怕目光稍有不敬，都有殺身之禍。相比之下，毛澤東的女人們雖然也有在文革中被江青加害的，但還不至於全體悲慘到命若牲畜。更不消說其中有些因為被聖上器重而身價百倍，以致曾幾何時，炙手可熱。毛式革命的所謂婦女解放，其實就是如此這般地體現出來的。西方漢學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毛式婦女解放的真實圖景是：以幾億人的禁欲，換來一個人的縱欲。西方漢學家更搞不清楚的是，當時的中國人還真的因此感覺很幸福。在舉國上下以發自內心的忠誠齊聲高唱「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時候，外人根本分不清究竟是那個縱欲的聖上幸福，還是被禁欲的芸芸眾生更幸福。至少，那歌聲聽上去是極其幸福的。尤其是童聲合唱，乍一聽，好像童趣盎然。
鄧小平出場時，由於面對的是毛時代調教出來的愚民，只消把階級鬥爭改為讓全民致富，便將十多億中國人全部擺平。就算死保黨天下的政制框架，也不會導致翻船。鄧小平敢開槍，無疑是抓住了中國民眾的這一軟肋：有飯吃有錢賺就行，自由和尊嚴顯得太奢侈。歷數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場造反，都不是為了自由和尊嚴，而是想要飯碗和銀子。就此而言，鄧小平成功了。鎮壓之後，不僅一般老百姓滿足於全民經商，全民炒股；即便是所謂知識份子，社會精英，也因為有吃有穿有聲色犬馬而心滿意足。倘若問起自由和尊嚴，國人也許會歪著腦袋反問：那些東西值多少錢？按照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中國的歷史過去被叫做：一些階級失敗了，一些階級勝利了；中國的歷史後來又被叫做：有的吃飽了，有的還沒有吃飽；有的衣食足而思淫欲，有的淫欲足而說崛起。鄧小平成功地開放了中國人的欲望，一如主動地將自己釘在了六四屠夫的恥辱柱上。當年馬克思抨擊鎮壓巴黎公社劊子手的言辭，可以一字不差地轉贈到鄧小平頭上。鄧小平對馬克思的最大諷刺還在於：鄧氏改革開放，不折不扣地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行，把吃飯穿衣當作首要內容。
鄧小平時代是個唯物的時代，而中國人的歷史，至今猶在唯物的泥潭裏打轉，以物欲為主導，以物欲為軸心。就欲望的合理性而言，就欲望在毛時代的備受壓抑而言，鄧小平的開放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相當成功的；但就歷史並非止於物欲而言，鄧小平的開槍是觸犯刑律的，更是極其罪孽的。
鄧小平不僅屠殺了手無寸鐵的平民，而且槍殺了中國人好不容易意識到的尊嚴和自由。倘若說，尊嚴和自由應該成為歷史的首要內容，那麼史家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幾乎還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歷史。中國人所擁有的，只不過是那些充滿陰謀和暴力的演義而已。那個演義中國，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屬於爭奪天下的諸多梟雄，與「作為此在的我們」（海德格語），毫無關係。因為那樣的歷史，是用槍，虛構的。一旦槍聲成為歷史的標記，那麼歷史也就在被暴力虛構的同時，被子彈所謀殺。
由此可見，歷史的悖反、或者說波粒二象性在於，從「五四」到「六四」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十分詭異地將「五四」學生的暴力傾向，演變成鎮壓「六四」的屠城慘案；致使此後一次又一次的愛國主義狂潮，與「五四」學生的誇張，遙相呼應。與此相反的聯接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言科學和民主，轉化為以「六四」為標記的國人之於自由的憧憬和人權意識的覺醒。因此，很難說「六四」學潮是「五四」學運的承繼，一如很難將「六四」以後的人權運動，看作是「五四」新文化之於科學和民主宣導的續篇。「五四」「六四」，兩次學運迥異其趣。歷史好像在重複，但是人文內涵和精神維度卻很不一樣。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就像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念一樣，根本無法解釋這樣的歷史圖景。至於德希達的解構主義和薩依德的後殖民理論，則被中國新左派，讓了馬克思和孔夫子喜結連理的用場。自新世紀以來的人文災難，不但見諸大國崛起的虛妄，同樣見諸學術概念的荒謬拼抄。倘若要直面一百年的中國歷史，與其說首先在於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不如說在於歷史書寫者的如何審視歷史。尤其是當被官方沉沒的史料史實接二連三地浮出水面時，思想的有無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成為歷史書寫的關鍵所在。許多歷史真相，其實一直默默地佇立在世人面前，只是由於缺乏有效的觀察，人們只得在黑暗中蹣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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