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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
今天很難得邀請作者傅正明先生特別從瑞典來參加我們的新書發表會，為我們大家說一說本書寫作的過程、出書的背景、出書的感動、希望傳達的意念，期望帶給自由地區的朋友，一起來感受這種流亡的痛楚和带着痛感的审美愉悦。
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
很高興這本書終於出版，這跟我有一點關係，因為這本書的書稿我先看到，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做的工作，其中有漢文诗作，还有藏文和英文诗作的翻译，所以出版這樣一本書真要有心的人才會去做，而且還要有能力去做這樣的事。這本書終出版了，很高興作者傅正明先生及夫人苿莉女士從瑞典來，很難得，從這麼遠的地方來，他們二個一起來，和台灣的關係會越來越親近，大家看過傅先生的書，他有一本關於諾貝爾文學獎的書叫《百年桂冠》，也是在允晨出版的，大家可看手上傅先生的資料。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苿莉女士是很重要的功臣，傅先生之所以接觸西藏的詩跟苿莉女士有很大的關係，所以，請苿莉女士說明一下如何和西藏接觸，她花很多力氣研究西藏的人權，寫过许多文章，还两次訪問過達賴喇嘛。
作家苿莉：
不好意思，由妻子來介紹丈夫的書。這本書確實和我有關係，我們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我作为政治犯坐牢三年之後，流亡到香港，那個時候傅正明就開始接觸到西藏詩歌，是在日本出版的一個叫《民主中國》的雜誌上看到的，但是當時我們没有緣份去和流亡的西藏人聯繫，直到一九九六年在挪威和許多西藏人流亡者一起「迎接 」江澤明，當時江澤明訪問挪威，有盛大的國宴在招待他，挪威民間就組織很大的記者招待會，由我代表中國的政治犯在那裡發言，我的旁邊就坐著一位西藏老喇嘛，他坐牢三十三年，遍體鱗傷，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訴說三十三年在中國監獄的痛苦，令大家非常感動，所以從那時候我開始對流亡的西藏人發生興趣。
一九九八年我被邀請訪問達蘭薩拉，两次會見達賴喇嘛，与達賴喇嘛就西藏問題進行長久而深入的探討。那個時候見到達蘭薩拉各方面的人，其中包括詩人、文學家，當時我問西藏流亡詩人的一個問題是，你們流亡幾十年了，你們詩歌的主題，最主要的主題是什麼？那個詩人只說了二個字「哀歌」。這二個字震撼了我，因為西藏人本來是一個高原佛教民族，是樂天知命的，他們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根本不知道有憂愁，但是他們四十餘年來的詩歌，只有二個字，哀歌。我知道他們的苦難，在他們的悲哀中，有我做為中國漢人的一份責任，我感到很內疚。當時我接触了幾個流亡詩人之後，就把他們的詩歌原始手稿拿回來，但是我没有這個研究能力。傅正明本來就對詩歌理論有興趣，他在北京大學就是学文藝理論專業，所以傅正明對我拿回來的詩歌有興趣之後，就開始研究。從一九九八年到現在是八年了，他是一個久坐書齋的人，孜孜不倦，用各種語言去翻譯，自己不能翻的，請人翻。
就這樣，這本書對我們的意義來說極大，改變我們對西藏的看法。可以說西藏這五十年來文學史是一片空白，我們中國人從小就會唱許多西藏歌，都是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的光輝照在雪山上。我們都認為西藏是野蠻的，是落後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拯救了他們。但是你要接觸西藏人民用詩歌寫成的歷史，接觸他們四十年來的流亡史，就會知道歷史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七、八年來，傅正明接觸的詩人是用各種語言写作的，中文、英文、藏文。然後他還親自去印度采風，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幫助，在那裏給他組織了一個熱鬧的詩歌朗诵會，詩人登台唸詩給他提供研究基礎。感謝台灣允晨文化出版社給他機會，出版這本書，因為這本书中國大陸是絕對不可能出版的。我認為這本書填補了西藏五十年來的空白，因為迄今為止，從來没有一本這樣的書，文學史上没有這樣的書如此深刻反映西藏人流亡五十年來的痛苦。達賴喇嘛為這本書作序說：「我特別動情地讀到一位同樣流亡的中國兄弟在某種感召下，編撰和即將出版的詩集《西藏流亡诗选》，及其撰寫的富有詩意的著作《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人的詩情》。我覺得這種同情、尊重和傾慕，是極為令人鼓舞的源泉。」
為什麼達賴喇嘛會感到極為令人鼓舞呢？因為這本書是有系統，多角度評述當代流亡詩歌，透視藏人的真實思想情感，而且，从詩歌和世界文學交流的背景上來剖析大量詩作，从而讓人們看到流亡的艱難，流亡的自在，他們的痛苦和歡樂。達賴喇嘛提到，傅正明是在某種感召下从事这样的写作的，我理解的這種感召，是美之感召，美之召喚，因為傅正明是學美學的。在我們當代中國詩歌，即漢語詩歌以及西方詩歌都變得輕浮，萎靡不振、淺薄、玩弄語言遊戲、無病呻吟，很不景氣的時候，可以說，這些西藏詩歌流光溢彩，一枝獨秀，異常豐美。
為什麼唯有西藏詩歌在世界詩歌舞台上會這樣一枝獨秀。我想這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西藏本身的文化。我們知道西藏的高原離天空最近，天上的太陽、星星、月亮光輝落於藏人，因此他們的詩人也特別晶瑩，他們來自冰雪的高原，詩歌有獨特的審美傳統，很多豐富的神話想像和民歌。其次是苦難，中國有句話，「國家不幸詩家幸」，西藏詩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一個民族的苦難造成他們的詩歌，獨樹一幟。
英國詩人雪萊有句話說：「最甜美的詩歌，是那些傾訴最憂傷的思緒的。」像我們瑞典有很多詩人，他們日子過得太舒服了，因為是個高福利的國家，已經二百年没有戰爭，而且人民享受很高的民主和人權，那詩人靠什麼去寫呢？喝啤酒，靠啤酒來刺激他們的靈感，他們才會有詩。但是西藏詩人卻不需要啤酒，他們的苦難太深重了，原本是樂天知命的佛教民族，五十年來受漢族的壓迫，迫使他們不斷流亡。
他們的命運只有四種，第一是流亡，流亡異國他鄉，像今天在坐的藏人。第二個是國內流亡，像唯色不能待在拉薩，她流亡到北京去。所以不管是外在流亡，還是內在流亡，流亡是他們共同的命運。第二种命运，流亡之外，就是坐牢。西藏詩人大量入獄，傅正明書中有一章叫做〈鐵窗內外〉，專門寫他們的獄中詩，坐牢也是他們必然的命運。第三种是自殺，傅正明書中提到的端智嘉是西藏最傑出的詩人，像中國的李白，這種有才華的詩人因為感覺到自己的民族，受到這麼深重的壓迫，感嘆自己的人民不能覺醒反抗，想要用自己的生命來喚醒西藏人民的醒悟，所以開煤氣自殺，這是第三種命運。第四種命運除了流亡、坐牢、自殺還有發瘋，發瘋的就是詩人旦真旺青，這是我們最為心疼的一位詩人，為什麼？因為傅正明在香港最先就是看到他的詩，他的詩非常的美，但是他在流亡到達蘭薩拉，到印度之後，他想念家鄉，他有一首詩說：他的病不會好，除非回到家鄉去飲一杯家鄉的奶茶，所以他回到家鄉之後，被警察捉住關了几个月，然後就發瘋了。我們都一直在尋找他，傅正明還給他母親写信，给他家人打電話，說人發瘋了，他就在四川成都那邊流浪，找不到人了。所以，我們讀這本流亡詩歌的時候，希望大家也關注流亡詩人的命運，因為他們的命運主要有這四種，而且他們別無選擇。
剛才講到了苦難，西藏的命運給西藏詩人帶來了自殺、流亡、發瘋、坐牢的命運，但是也把他們的生命的痛苦化为非常豐美的詩歌，留下了這麼多結晶。这些诗歌之美的第三個原因就是異族文化的融入，因為不管西藏自己的
傳統文化是多麼的美，也總有衰落的時候。由於流亡，他們的詩人遍佈世界各地，他們吸收了西方世界的文化。像流亡到歐洲的詩人，他們覺得古希臘很多崇高的静美的東西，和高原民族那種風格很相似。流亡美國的诗人很喜歡惠特曼那種激情澎湃的詩。所以在西方的詩歌中他们找到和自己相似之處，也就吸取了西方詩歌的源泉，我們說這種嫁接出來的文明，特別富有生命力。由於西藏本身的自然環境造成他們獨特審美現象，由於深重的苦難，他們没法淺薄。流亡給他們帶來新的機會，他們的詩歌融入了豐富的異族文明，形成了獨特風格。
西藏流亡詩歌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傅正明就是採集這些诗歌花朵的人。這些花朵来自世界各國的藏人，是用各種語言写作的。他把它们採集起來，也就是把散金碎玉連綴成起来，就成了這樣一本書。這本書的出版意義就在這裡，他記錄了西藏流亡詩人的吟唱、詰問和吶喊，講述了他們帶著血淚而又剛健的故事，表達他們求真、受難而不屈的精神。作者把從各處採集來的散金碎玉，綴成一個富於哲理、充滿美感的藝術整體，並把它置於可資比較的文化景觀旁邊給予分析，其獨特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台灣智庫曾建元博士：
在座的各位朋友，很榮幸有機會能參與《詩從雪域來》這本詩評的座谈讨论，這個評論所根據的文本，就是傅正明和藏人编辑、翻译的這本詩選─《 西藏流亡詩選》。在台灣參與編輯和出版工作，感到非常榮幸，因為這是第一本很完整的讓台灣或中國人的世界第一次看到西藏流亡的詩人的完整的在當代文學中呈现的面貌。
從诗歌當中閱讀到他們內心深處對自由的渴望，我想這個是當代台灣人比較感受不到的。最近青藏鐵路的通車，我們看到台灣電視媒體或是平面媒體，把西藏看成一個新的遊樂場所，用這樣的角度看西藏，我也記得幾年前台灣有個阿姐鼓的唱片，也非常的暢銷。可是我們在國外有關西藏訊息的當中，當你真正看到西藏流亡的詩，看到傅正明先生的評論，你會看到不同面貌的西藏，就像苿莉女士所說的，西藏是個樂天知命的民族，可是在他們的詩中你讀到的是哀歌，跟我們在國外聽到的和媒體當中看到的西藏香格里拉是完全不同的面貌，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和這個詩集的出版，在當代台灣不僅表示我們台灣人對於西藏的流亡政府和追求自由的西藏人士的致敬、敬意，而且，我覺得也在提醒我們怎麼去反省我們對於西藏的認識，我們該看透那些可能被刻意美化或粉飾的假象，我們應該真正看看流亡藏人的心靈世界。
達賴喇嘛在幾年前曾經應李總統邀請到台灣來，我記得當時萬人空巷，大家都去迎接達賴喇嘛。台灣和西藏的關係，我覺得就像過去傳統真實的中國跟西藏的關係，是一種共識的關係。西藏是一個佛教國家，我們是一個世俗國家。我們在達賴喇嘛的身上學習宗教或者道義哲學，我們用我們可以擁有的物質條件，去供養上人活佛。我覺得我們該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當代和未來。台灣和漢藏的關係，中國大陸以所謂歷史主權論去侵略西藏。作为漢人的我們，同樣遭到中共壓迫。身為台灣人我們和西藏人民的命運是连在一起的，我們都要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爭取心靈不再受到壓迫，我們在共同努力。在這方面台灣有比較好的條件，經濟的富庶讓我覺得，我們应該為同樣受到中共壓迫的西藏民族，盡更多努力。
在過去台灣歷史上，甚至在蔣中正總統的時候，都說過，我們台灣，我們中華民國，要支持西藏民主秩序。當我們政黨輪替之後，我們民主化之後，我們政府部門當中，還有過去威權時期殘留的政府有關的機構，我覺得應該從新來定位。它代表了我們台灣人民對於西藏的一種關心，我們對西藏有一種感情。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民選的程序，民選的機關，我們要從新建立我們和西藏，特別是和流亡政府、流亡人士之間心靈上的纽帶。
我不是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我只是在智庫服務，所以我比較關心的是這樣的詩集出版，還有這個專著的出版，對於我們台灣和西藏的關係，台灣人對西藏的認識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什麼樣的衝擊，什麼樣的反省。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一個起點。我個人從過去那種很天真很無知的對於西藏的認識中，拋開了一部分。我真的探索他們的心靈，就像苿莉小姐所講的，這些詩歌，厚厚的兩三百頁詩集和傅正明先生對這些詩集的評論，我們讀到的是當中的血淚。這本詩集裏面也有我們在座才嘉董事長他的詩，我念一段和大家分享一下，這是才嘉董事長在告別中國之後他的一個心聲，我當時在讀的時候非常感動。他在這個詩的最後，展現了一個西藏年青人為自由而奮鬥的勇气和那種豪邁之情，他說他離開白茫茫的原野，跋山涉水來到遙遠的天國，就是印度，在這裡面向太陽，敢唱一首高亢的歡歌，取代那哼了千年雪山上经幡的忧歌。 他跋山涉水越過喜馬拉雅山，到了印度，到了另一個世界，就是用这種心情来迎接他的新世界，告別了家鄉尋找心靈上的新家園，新的故鄉。
《詩從雪域來》作者傳正明：
各位朋友，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我是湖南邵陽人，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文學碩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目就是研究希臘悲劇，还編譯过當代西方悲劇理論文集。從文學角度來看，我感到古今中外真正
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悲劇性的文學。悲劇是個西方概念，但是和東方思維也是相通的，因為悲劇起源於古希臘，酒神崇拜的仪式，在這種仪式中間，那些崇拜者透過縱情，透過詩歌來緩和現實的苦難。中國人早就說過「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佛教雖然法教有所不同，但是佛家強調人生就是苦，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佛家不但看到人生的悲劇性，而且在尋求如何從悲性的情境中間擺脫出來，達到一種更高的境界。
因此，當我自己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間，當我站起來公開宣布退黨的時候，我心裡就有這樣一種悲劇的情感。一九九三年我流亡以後，读到西藏流亡詩人旦真旺青詩歌，詩歌的悲劇性及其表現的西藏民族的獨特風格，很容易撞响我的審美共鸣。我正是在這个基礎上，开始關注西藏、開始收集他們的詩歌，剛才苿莉提到她把一些詩人介紹給我後，我開始和他們聯繫，得到他們直接用英文寫成的作品。我也向來喜歡翻譯，他們作品所表現西藏民族的特色，對於如何把英文轉化为中文也是一種挑戰。除了翻譯以外，也收集他們直接以中文寫成的诗歌，包括剛才提到的旦真旺青的诗歌。他離開達蘭薩拉之前，回到西藏之前把他的一本没有出版的中文手稿，可能委托在才嘉先生的手裡，才嘉因為要到台灣來，就把這個手稿又委託給達瓦才仁，也就是現在西藏通訊的主編保管，我二○○四年也到達蘭薩拉訪問，我向達瓦才仁講，這次來的目的就是搜集诗歌。
一位西藏诗人就以硬币来作比喻。一枚硬币，只有正反兩面嗎？它還有第三面，可有誰能看到這一面，有誰能理解到這一面？因此，他認為好和壞，善和惡，叛國和愛國，叛亂和起义，這都是同一枚硬幣的两面，在更深一層的意义上還要發覺它的第三面。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真是要了解西藏問題中間比較難以為人所知，尤其難為中國大陸所知道的一面，中國大陸長期新聞封鎖和書報檢查制度，使得西藏人民苦難的一面，流亡的一面，他們流亡的艱難，沉重的鄉愁，他們的和平抗爭，他們的悲劇精神，在中文界是很少為人所知的。
因此，在這本書中間，首先是研究他們沉重的鄉愁。這種鄉愁首先是他們對於雪域共同的熱愛，由於大多數西藏人流亡是不可能全家傾巢出動的，往往就有父母和兒子分離，情人和夫妻分別，詩人和他們的朋友遠離別，因此他們的鄉愁，一方面是對西藏這片热土的熱愛，另一方面是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但更深一層的意義上面，他們這種鄉愁是對神聖性的一種追求。用西方詩人阿诺德的話來講，佛教中間所體現那種的亞西亞之光，由於中共的壓迫，历史的疑雲，叛亂的衝突，佛教文化正受到很大的衝擊，因此，原來就有佛教信仰的詩人，他們的鄉愁也表現为一種對於神聖性嚮往、回顧、尋覓。因此，噶瑪巴以及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這些形象，布达拉宫、罗布林卡，都經常出現在他們詩歌中間。有一個詩人叫做丹真宗智，他是出生在印度的西藏人，從來没去過西藏，他有一首詩中是這樣寫的，「我是西藏人，但我不是來自西藏，我從來没有去過那，但我夢見死在那裡。」這個詩人主要是透過他在学校的課本，电影，圖片来認知一個雪域，一個西藏的，但是他民族的認同是非常強烈的。他同時他也是個自由戰士，出于這種沈重的鄉愁，他也像旦真旺青一樣翻越雪山回到拉薩，他第一次真正到西藏，但是他也被抓了，被關在監獄裡受到酷刑，几个月後被驅逐出境，再次回到印度。從這裡可以看到他們的鄉愁是多麼沉重。
西藏詩人不僅僅抒發這種悲劇性情感或悲情，因為佛教也有樂天知命和隨緣的這一面，因此當我們和外界不能很好打交道的時候，首先要自己和自己好好打交道，所以西藏人他們所尋求的自由，一方面是他們在全世界面前的抗爭，另一方面尋找自己內在的心靈的自由，內在和平，也就是通過詩的寫作，通過自我修煉調節，或者通過佛教的修煉禪坐，來得到一種內在的自由。因此，在他們有一些詩歌中間，也表現出一些浪漫的情感。像我提到的一個最有名的詩人邱陽創巴，他是一個藏學佛教的大師，和達賴喇嘛的年齡差不多，一九五九年流亡到印度，然後從印度到英國學習比較文學和宗教，在蘇格蘭創辦了一个禪坐中心，然後他在英國和一個英國女子戀愛。由於他所屬的噶举派作为活佛是不能結婚的，但是他破戒結婚了，引發很多批評，然後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到美國，在美國創辦了佛學院和禪坐中心，同時，他開始用英文弘法，寫作佛教著作，直接用英文寫作詩歌。他對美國一代人發生非常深刻影響，譬如美國七○年代有不少詩人跟他學佛跟他學詩，其中最著名是艾倫•金斯堡，跟他學詩歌。艾倫•金斯堡是個最有叛逆性的詩人，在這些詩歌中間他們表現他們對自由的嚮往，因為詩歌本質像藝術的本質一樣，他是對自由一種追求嚮往。現實是不自由的，很少能實現正義的，但是在詩歌中間可以通過我們的想像，得到一種自由，一種詩的正義，得到一種自我的解放和超越。 我在书中接着談到他們的詩化的精神領袖，因為達賴喇嘛本人也是詩人，藏傳佛教的其他精神領袖也都寫過一些流亡詩歌。流亡出來的十六世噶瑪巴、十七世噶瑪巴，都是著名詩人。十六世噶瑪巴寫得最早的詩歌是在一九四○年，當時他只有十七歲，但是他寫的詩歌已經預言了西藏民族和他自由流亡印度的命運，這是這本詩集中間寫得最早的一首詩歌。十七世噶瑪巴十九歲就開始寫詩了，現在大概二十出頭吧，還是一個少年詩人、青年詩人，但是他的詩歌己經表現出傑出才華。
正是這種精神領袖的影响下面，西藏人民的抗爭主要是一種和平的抗爭，非暴力的抗爭，但是，儘管是徒手的遊行示威，儘管是和平的抗爭卻也可能遭受到殘暴的統治者的暴力鎮壓。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劇之前，在西藏的拉薩也發生藏人大規模的示威，中國軍人也在没有任何預先警告過的情況下，開槍屠殺示威民眾。 我提到的詩人旦真旺青，他就見証了中國軍人屠殺平民的暴行，他在這一詩歌中間，是這樣表現他的悲劇精神的：這首「雪山和雪山人」有一段是這個詩人直接和中國士兵對話，大意是說：大兵。假如你不得不開槍，那就請你瞄準我的頭部，請你千万不要打我的心臟，因為在我的心裏還有另一個人。 這首詩寫的相當好，因為他設想自己在面對中國士兵的時候，他不能勸告士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不能像標語口號一樣，表現出一種无畏的气概，对士兵说：那你就開槍吧，藏人是殺不盡的，殺不光的。他更不能乞求中國士兵不要開槍，或请他朝天發空枪，因為我上有老，下有小，還有我所愛的人。他要求這個中國士兵開槍，只要不打中心臟，只要不傷害另一個人，即使自己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在這種悲劇精神下，還有一種絞刑下的幽默，也可以說像佛陀說法一樣。在不同的情境中間，怎麼樣對他的對象說話，需要技巧。因此，這首詩具有審美的震撼力，對我自己來說，是從來没有過的审美体验。我把這首詩翻成了瑞典文、英文，朗讀給一些西方人聽，他們聽了都感到非常震撼。
書中還有一个章節內容，就是「鐵窗內外」，研究西藏詩人那些良心犯、政治犯，他們的獄中詩以及另外一些詩人，他們對獄中人所表達的一種人道關懷。我在這裏借用一個西方概念，叫做黑色的迷戀，黑色的迷戀是諾貝爾文學獎获奖的作家柯慈的说法，他是南非作家，他說南非作家很多人都有這種黑色的迷戀，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監獄是個黑暗的地方，尤其是酷刑房，拷打犯人的房間，是一個黑暗的地方，那些作家進不去，但是作家又關懷他們，他就在想像中間，想像那些犯人怎樣遭受酷刑，在這個中間極權主義和它的犠牲品之間的關係達到了一種赤裸裸的地步，因此，這些黑色的迷戀，正好表現了南非作家的人道主義的關懷.。 同樣，西藏詩人中間有很多作品表達对獄中良心犯的關懷，其中我引用到唯色寫的 < 密秘的西藏>，就寫到西藏狱中的那些良心犯。她寫到過去自己也一度害怕一度沈默，她並不想把詩歌寫成一種控訴，但是寫到良心犯所遭遇的苦難，使她不得不表達自己的一種疏遠的關懷，盡管她和他們這些人，有些只有一面之交，有些完全没有認識，但是她表現了這種人道關懷。這種關懷也表現在其他西藏詩人身上，表現在以英語寫作的一些西方詩人作品中間。
另外我也研究了漢藏兩族流亡詩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 漢藏兩族的詩人之間>这一章。因為我就我自己來講，和流亡的藏族同胞，流亡的藏族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有共同的命運，我們有共同的希望，希望中國走向民主制度，我們也可能面對同样的在異國他鄉生存的艱難。但是，漢民族的流亡詩人和西藏的流亡詩人比較起來也有不大相同的地方，西藏詩人他們的精神追求是更真誠一些，更執著一些，他們攜帶藏傳佛教的色彩，信仰是很虔誠的，而中國人由於没有一個真正的宗教信仰，很多流亡詩人在遊戲在玩弄，比較急功好利，缺乏精神的追求。
這本書的最後一部份就是談論西藏詩歌和世界文學以及普世文明。我們知道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那種閉關自守的狀態己經日益不可能了，西藏的大門早就被打開了，那麼各民族文學在互相交流中間，必然產生帶有世界性特色的文學，這種世界文學就由德國偉大詩人歌德預言了。今天我們看到藏人的流亡不但是身體意義上的流亡，而且是心靈意義上的流亡，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異族的言語中流亡。很多藏人都會中文，他們用中文寫作就是在漢語中流亡，他們用英語寫作就是在英語中流亡，那麼正是在這種流亡中間形成一種不幸中倖存的悲劇性的悖论了。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管它如何的輝煌燦爛，總有它負面的一面，落後的一面，有它的沈疴痼疾。一个民族文化的沈疴痼疾可能只有在另一種民族文化中才能夠真正得到根治，得到一種彌補，因此，西藏文化，我們應該看到它同樣也有它的落後負面的一面，西藏文化也要不斷揚弃自己的負面价值，不斷吸收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人權、民主、自由的新觀念、新思維。西藏文學一方面由於流亡，更多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撞击和影響，另一方面他們所攜帶的藏傳佛教色彩，也強烈影響西方的思維。我提到過的艾倫•金斯堡，有些美國詩人，他們的詩歌都帶有禪宗的色彩，就是因為接觸西藏或中国詩歌的影響。
這本書大體內容就是這樣，感謝各位對這本書的厚愛，來參加新書討論會。
問：請問傅先生，世界各地其他流亡詩人和西藏流亡詩人有什麼比較上的特色?
世界各國流亡詩人，據我了解，像俄羅斯的布宁、布罗茨基，波浪的米沃什這些詩人都曾經是流亡詩人，區別在于他们攜帶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詩人受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宗教影響，有些詩人可能是無神論者。西藏的流亡詩人就具体的情況來說很不相同，大部分詩人都有佛教信仰，因此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東方文明与西方詩人構成一種不同色彩的对比。西方詩人更強調一種外部的抗爭，西藏流亡詩人，他們一方面強調抗爭，另一方面強調我修煉，自我調節，在流亡中間贏得一種心灵的自在。西藏流亡詩人在詩的情调上可能要溫和一些，没那麼極端的悲劇情感，西方詩人一般他們強調極端的悲觀情感。
問：請問傅先生剛才提到有位西藏詩人是生長在達蘭薩拉，有機會回到西藏，他被關了，最後被驅逐出境，我想請問一下，是什麼原因他被關，後來又是什麼原因他被驅逐出西藏？
这个诗人叫丹真宗智。具體原因不是很清楚，我采访他时由於時間的關係没有很詳細談到。但是我們知道，中國的戶籍制度是很嚴厲的，到一個地方住旅館都要身分證，如果没有身分證警察是可以搜捕的。没有身分證就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來歷不明的人警察就可以抓他。詩人是真誠的人，詩人將身分告訴警察，我是從印度來，是個藏人，有權利回到我自己的故鄉來看看，因此他和警察發生了一些口角。在中國的拘留所中，看守警察打犯人是家常便飯，但是由於弄不到罪証，就把他出逐出境。
問：請問假如從流亡詩人的詩作可以看出他們的心境，那麼在西藏本地詩人所反應的詩作是不是更接近真正的西藏？
西藏本地的詩人情況也是很多種多樣的，五○年代以來，由於漢化政策，共產黨把很多西藏青年送到內地学校學習中文，因此，不斷被漢化，但是經歷了文革以後，經歷了八○年代開放改革以後，他們又醒悟了，又回歸西藏認同。我要提到一位典型的作家端智嘉，端智嘉曾經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文等各式學科，得到碩士學位，作品很多，寫詩、小說、翻譯都有，在早期作品中也表达了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但是到了八○年代他醒悟了，回歸到本民族的認同，開創了新詩体裁。八○年代以前的藏人寫詩都是用藏文格律体，他是第一個用自由體寫作，他寫《青春的瀑布》，把西藏的青年写成瀑布的形象，來象徴他們所看重的一種精神。這条瀑布，更能體現生命的強度而不是體現生命的長度。另外一首詩中题为《這裡也有一個跳荡的心》，寫到這樣的一句話：境內的藏人，流亡的藏人都是將同時崛起，這二句詩可能遭遇检查制度的麻煩，他後來在八五年自殺了。
請詩人才嘉談自己寫詩的歷程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才嘉：
我的詩不是為了出版而寫，而是為我當時的心情寫的，但是他們覺得這個詩可以反應出當時西藏的社會和當時西藏政治文化背景，後來我答應他們，可能在今年西藏光明雜誌出版社出版我的詩，是藏文的。我很感謝把我的詩选在這本《西藏流亡詩選》裡面，我真的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首詩，但它是當時我翻越喜馬拉雅山的的確確非常辛苦地走了七天七夜之后写的。當然我是比較幸運的，很多西藏人翻越喜馬拉亞山要走三个月、六個月，而且有的人在途中失去生命。我們有很多的朋友，途中脫隊的也有。我很幸運的走了七天七夜以後，能夠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尼泊爾的首都，然後到印度，當時的心情我自然用中文把它寫出來。剛才有人提到旦真旺青，他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聽說他回到西藏以後，被中共抓了，關到監牢裡面，也不知道他在那個監牢。後來，聽說他瘋了，我們也相信，因為他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詩人，但是他在我們身邊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詩人，他每天都在寫東西，我每天都在看他的東西，我也不知道他寫這個有什麼價值，真正的價值。一位先生把這本《詩從雪域來》帶來，看了以後，我才真正發覺到西藏詩人他們寫下來的東西，那才真是有價值的。我們大家也知道，文學，特別是在一個流亡社會當中，我們面臨巨大困境的時候，我想這文學的價值，可能比不上其他的很多方面的價值，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达瓦才仁說的没有錯，達蘭薩拉滿街都是西藏的詩人，滿街都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價值，幸好有傅正明先生能夠把我們西藏的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把這些能夠代表我們西藏的堅忍的文字聚集在一起，所以我非常感謝。我自己這首詩，我不知道是不是一首好的詩，這只是把我當時真實的心情寫下來，所以我就開始寫，然後到台灣。有允晨文化願意出版這樣的書，我們非常感謝，因為我們知道在台灣，西藏的書非常的多，包括佛教、旅行的，畢竟青藏鐵路通了以後，台灣的媒體大幅的報導西藏鐵路，除了它的偉大，它的優點以外，它的負面，基本上没有人報導，我們感到非常悲哀。但是西藏人在台灣是個非常小的族群，我們没有發聲音的地方，我們的聲音非常的小。西藏的書在台灣，佛教的書我相信是最暢銷的，每個出版社都搶著要出版的我想就是佛教的書，接下來就是旅遊的書，現在這個青藏鐵路通了以後，我想台灣人很多想去西藏，所以旅遊的書很暢銷。像這種書，我想它出版以後暢銷可能性不會很大，但是我覺得出版社不會把它當成一種生意，不管怎麼樣，我們從內心表示對他們的一種感謝。
茉莉：我要問詩人才嘉一個問題，你是這本詩集的作者之一，我是讀者，你講西藏滿街都是詩人，寺廟都是詩人，為什麼從六世達賴喇嘛是最好的詩人，到今天的達賴喇嘛也是很好的詩人，為什麼這麼多的活佛高僧都是詩人，這和其他的宗教有什麼不同？譬如說我來自瑞典，這是基督教國家，基督教國家就没聽說主教、教皇、牧師都是诗人，就没有滿教堂都是詩人，没有這個現象，是否可以從西藏文明和歷史解釋一下，為什麼這麼多活佛都寫詩，而且都是很好的詩人？
才嘉：
這和西藏文化有很大的關係，我覺得西藏過去的歷史，跟這個社會的結構，跟世界很多地方是不同的。西藏的寺廟其實是西藏的大學，西藏所有文化的傳承、文化的繼承、文化的傳播全部是在寺廟裡。西藏是個很單純的民族，我們有這麼一句話，西藏人在帳棚裡面生產，在寺廟裡面消費，這是一個人很簡單的生活方式。西藏是個幽默的民族，很多人都是在牧區，他的消費都在寺廟裡面，他不管明天会怎样，今天也要把最好的酥油，最好的牛奶，都獻給寺廟。這是西藏生活的一個結構。談到西藏的問題，我覺得跟西藏文化有很大的關係，西藏的寺廟裡面一個出家人，一個很好的上師或者仁波切或者是所謂的喇嘛，他在接受佛教教義的同時，他必須接受西藏的文明，所謂文明或文化，就包括诗歌和戏剧，當中有個小五明，小五明裡面有一個就是西藏的詩歌。 因此，他必須要學習西藏的詩歌，但這种詩歌不是像我們這首詩歌這樣，它可能是跟佛教有關的，它的詩的內容可能是和中國各類詩不一樣的，它的內容可能大部分是讚頌佛法、讚頌菩薩、讚頌上師等等。他必須經過這方面的學習，所以我想一個好的上師好的仁波切，可能是一個好的詩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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